1975年5月3日，在中南海，毛泽东召集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，向每位与会者握手。当他握住陈永贵的手时，停顿了一下，说了句众人都听得很清楚的话：“你的信很不错。把时间分成三部分，一部分在大寨，一部分在全国，剩下一部分在中央。不要一直待在钓鱼台，那儿并没有鱼钓，你和吴桂贤都要搬出来。”这并不是简单的寒暄，而是透露出毛泽东对二人的期望。

四个月前，四届全国人大会首次会议上任命了十二位副总理，陈永贵和吴桂贤均在其中。他们分别是大寨的农民和国棉一厂的女工，这样的任命让他们从基层跃升入国务院。毛泽东曾向周恩来询问“命令下了没”，周恩来简单回答：“通知早就下了，就等选举。”实际上，1975年1月17号所有程序已经完成。但毛泽东明白，任命通知并不代表能否保持原来的自我。他询问的背后，对于这项任命的真正含义远超过了表面。

两人能够被列入名单，并非完全遵循正常流程。1974年12月，周恩来在病重中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副总理人选，陈永贵和吴桂贤便被提名。毛泽东曾表示中央要留给工人和农民位置，因此周恩来推荐了他们。

然而，从名单上到真正坐稳副总理的位置，两者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。陈永贵第一次听到“副总理”这个职位，还是在周恩来的病房，他对这个任命颇感意外，并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不够，无法胜任。周恩来则严肃地提醒：“你是党员，就应该服从党的安排。”吴桂贤在获知自己成为候选人时，同样感到不安，并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顾虑。

最终，两人都成功当选，吴桂贤成为新中国的首位女副总理，但当她来北京时却发现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，连换洗的衣物和粮票都显得短缺。

陈永贵在1974年下半年搬到钓鱼台，并感受到了这种办公室的陌生和孤独。他曾表示自己不适合在北京这种环境下看资料，擅长的是深入基层。因此在1975年5月1日，他向毛泽东提出要搬出钓鱼台，实行“三三制”，让自己更贴近基层。毛泽东对此表示关注，这也反映了他希望保持二人真实身份的愿望。

虽然毛泽东让陈永贵和吴桂贤进入副总理行列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任命后他们能保持自我。二人在其后都提出了推进农村工作的方案，但是并未得到批准。两人后期先后辞去职务，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，而陈永贵则留在北京，逐渐淡出公众视野。

“命令下了没”这一问句与“钓鱼台没有鱼可钓”之间，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思想的交流：在高位工作后，能否保持初心、真实自我，是更为重要的考验。陈永贵后来回到大寨，继续农村工作；而吴桂贤顺利回归纺织工人身份，并在不同岗位上继续奋斗。最终两人的经历都表明，公式化的任命并无法改变个体的本质。